深圳的手机厂商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年。

    去年下半年，深圳手机业才开始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复苏。10月，手机厂商遭遇来自国际的大笔“惩罚性收费”。进入12月，包括山寨机在内的一批深圳手机，在印度、利比亚等国再次遭到严厉封杀，让山寨手机在海外市场再遭滑铁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孕育生长了一批知名的高新科技企业，同时，山寨产品的云集也为这个城市贴上了“山寨之都”的标签。

    2009年年初，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发布的科技工作要点上这样描述：大量自主创新龙头企业和贴牌代工企业并存，是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既成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要为而立之年的特区注入持久的发展动力，比初生的时候更考验智慧。

    华强北：山寨之都的缩影

    “你看熙熙攘攘的华强北，怎么会萧条。”站在华强广场高层，手机经销商李震对他的生意仍然自信。

    华强广场位于有名的山寨机市场华强北的中心地段，分ABC三座，每座30层高，租户全是做山寨手机电脑的商人。李震是租户之一。已在上海置业的他半年前和妻子来到深圳倒卖山寨手机。从他的办公室往下看去，街头满是行色匆匆的进货者，街道两旁各有里外三层电子商城。

    华强北，这个全国闻名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是深圳“山寨制造”的缩影。

    毗邻香港，早期的“三来一补”政策，率先为深圳带来了港商、台商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其中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最为突出。这为日后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集散地，创造了产业基础。

    “一说要采购耳机，有上百家耳机生产商等着给你供货。上门洽谈、调试，服务周到。”李楷彬说。李是深圳市科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原来在TCL集团任职，三年前加入科盛。

    由台湾联发科提供芯片，再加上几百家方案公司，千余家生产商，还有不计其数的材料供应商，深圳顺利组成世界最大的山寨手机生产基地。行内人士笑称：“连诺基亚都想不出这么多款机子。”

    唯有如此完善的产业集群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才能供养山寨机极短的生产周期。一款“山寨机”从产品规划到量产出货，慢的需要3-4月，快则1-2个月。如果成功，生产商的投入能几十倍地挣回来，利润达到百万级甚至千万级。

    2001年到2006年深圳手机企业迎来了暴利时代。一群晚上出货早上测机、“连轴转”的从业人员每天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有些初入行者不消几个星期就把眼睛熬肿。

    到了2007年，深圳有手机生产商1500多家，遍布华强北、车公庙、南山等地段，质量参差不齐，资金和产能严重过剩。

    据深圳海关统计，去年前11个月，深圳口岸累计出口手机2亿台。连续6个月同比、环比正增长，高烧不退。直到被“封杀令”浇了几盆冷水。

    从李震身上可以看出山寨手机市场令人吃惊的吸引力。他和妻子初期每次只进货几十台机子。工厂不肯做这种小生意，李震的妻子守在工厂门前，哭着等到半夜，愣是把负责人哭怕了，拿了货。

    尽管遭到封杀，李震认为无需过虑。“不就是因为缺IMEI码(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吗？这个东西能买的。”他现在的手笔越来越大。

    绝大多数手机生产商仍像李震一样有赌徒心理。他们坚信只要市场存在，山寨就堵不住。他们乐于比拼谁更有眼光找到市场需要的机子，更有能耐往外散货。

    政府对山寨机不多过问。原因之一是山寨机牵涉庞大的产业链。一家国家级科技创新企业内部人士笑言：“千万别灭了山寨，山寨养活了多少企业。”这家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生产配件的跨国企业也在山寨产业链中扮演角色。该内部人士介绍，该企业不达标的产品，按重量计算卖给关联企业，再由关联企业按个数卖给山寨手机制造厂。